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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oslavMonchak
文
静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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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一则令人惋惜的新闻：
7月28日，广西柳州城中区学院路福鹿雅居小区发生一起坠楼事件，一名24岁年轻男子从9楼跳下，当场死亡。
据了解，该男子因看电视换台和父亲产生了分歧，遂夺门而出，从9楼楼道窗户里一跃而下，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彻底消失。
有人说，看电视换台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跳楼是他平时积累在心中的绝望、委屈、愤怒的集中爆发。
几天前，华山长空栈道上演了一出类似的悲剧。
一名年轻男子行走到栈道中央的时候，突然自行解开安全绳，从垂直距离米的地方纵身跳下悬崖，基本无生还可能性。
接二连三的轻生自杀事件，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更反应出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逆商太低是导致自杀的根本原因。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遭遇挫折和绝望是人生的常态。
那么，同样身处困境，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咬紧牙关死扛到底，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有的人会在悲观和绝望中走上自杀的不归路，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答案就在于逆商的差异。
“逆商”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白宫知名商业顾问保罗·斯托兹在他的著作《逆境智商：将障碍化为机会》中首次提出的。
简而言之，逆商就是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能力。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好还是坏，10%由发生的在他身上的具体事情决定，另外的90%则取决于他对事情的态度。
逆商高的人，面对困境，能努力抗争，百折不挠，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逆商低的人，做事浅尝辄止，遇到问题往往选择逃避，甚至自杀。
这是一个拼逆商的时代。
智商和情商只能决定人生的起点，而逆商则决定人生的终点。
2
今年2月16日，胡迁导演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首次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公映，并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论坛单元）。
观众无不折服于影片的大胆和深刻，评委会也认为这是一部“大师级”的电影，甚至还有人说，从这部电影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新希望。
然而，胡迁却没能享受获奖现场的鲜花与掌声，也听不到评委会的超高评价，因为他在获奖前4个月自杀了。这部电影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胡迁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却在黎明前的曙光到来之前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就这样英年早逝，让无数人不扼腕叹息。
马云曾说过：
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见不到后天的太阳。
逆商低的人，把暂时的困难当成了人生的绝境，丧失了继续拼下去的勇气和希望，要么偃旗息鼓、半途而废，要么自寻短见走上绝路。
与其说他们是被困难打倒的，不如说他们死于逆商太低。
3
年高考结束以后，一份19岁的残疾少年写给清华大学的信刷爆了朋友圈。
写信的少年名叫魏祥，他出生在于“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椎管内囊肿，出生后双下肢运动功能丧失，大小便失禁，经历了4次手术治疗，依然生活不能自理。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魏祥的父亲因病于年去世，家里仅靠母亲一个人每月一千多元的微薄收入苦苦支撑。
在大多数人眼里，先天残疾、年少丧父、家境贫寒的魏祥的有一万个理由怨恨命运的不公，也有太多理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
然而，这个倔强的少年偏偏不向命运妥协，他乐观豁达、学习刻苦、孝顺懂事，最终以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19岁的魏祥用自己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命运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这句名言。
逆商高的人，总能在绝境中看到微弱希望，然后绝地反击，不屈不挠，做生命之舟的舵手，把命运给的一手烂牌打成一手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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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将军曾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逆商决定一个人的格局，也决定一个人的上限。能扛多大事，就能成多大事。
任正非曾在国企南油集团任职。44岁时，他因决策失误导致南油集团被骗万元。南油集团于是将他开除，并要求他承担万元的损失。
任正非由变成了一个失业又背负巨额外债的loser,妻子也和他离了婚。无家可归的他带着父母和弟弟妹妹挤在深圳棚户区一间低矮的小房子里。
在这样艰难的绝境里，年逾不惑的任正非没有选择逃避，更没有轻生，反而更加积极主动地筹备创业，成立了华为集团。
20年后，华为已经发展成世界强企业，任正非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商界精英，荣登福布斯榜。
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逆商高的人都明白“活着就是希望”这件事。
通往成功的路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坦途，而是荆棘丛生的征程。没有人天生坚强，只不过是咬着牙死扛，扛过了，就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未来。
后天很美好，千万别死在明天晚上。